（一）意外的开端

说起这本书其实挺感慨的。我没有读过本科，没有受过社会学和历史学的科班训练。但我只要对哪个领域感兴趣，就不会在意哪个学科。我做这本书的时间挺长， 差不多有八年。在写完博士论文之后，我发现自己很难在学术界生存，所以就转向公民身份研究，而且是通过概念史这个领域。但在运用概念史的过程中发现这个工具太小了，难以揭示背后的结构性，由此我才注意到历史社会学。但我真正进入到历史社会学，是始于《利维坦的诞生》的翻译。我在翻译过程中主动联系原作者，与他讨论其中的问题，我们逐渐成为好朋友。然后他邀请我去他的单位纽约大学做访问学者，由此真正系统关注历史社会学。

（二）艰难的过程

我在国外一年做了什么工作呢？第一个工作就是阅读大量的文章。发现几个人的研究特别突出，于是就想找他们交流，才开始有访谈项目的想法。我的访谈者大多数是从60年代开始入道，我把他们的著作全部读完，尤其是代表性的作品。然后每个被采访者我大概编写20个问题，和他们交流两个小时。我的问题全部来源于他们的研究本身，尤其提问别人对他们的批评，激发起他的愤怒和说话欲望。我觉得这种方法非常重要，你由此知道他们的分歧在哪里，愤怒在哪里，并且让他们知道我的采访是有备而来。当然，我提前一星期把编好的问题发给被访者。在采访过程中录音，然后回去整理。而把两小时的英文采访稿全部写出来，工作量非常之大，所以我一年只能访谈十五个人，但也累得够呛。

认真做笔记的听众

第二个工作是，我要思考一个问题——我自己要做什么的研究，而访谈只是一个寻找问题的切入口。之前我不了解历史社会学这个领域，后来我才发现那不是一个领域，因为互不买账，都觉得自己是大咖。比如做微观研究的人瞧不上做宏观研究的，做过程研究的看不起做结构研究的，做同时期空间比较研究的看不起做同一空间的历史变迁研究的……但他们研究之间的裂缝恰恰是我可以做研究的生长空间。因此，在这个过程中，我就知道以后要做什么研究。当然，我采访的这15个人，在社会科学界非常厉害的。之所以如此，就在于一个共同特点，转向历史。这对我影响很大，使我不局限于研究社会学的主题，可以扩大到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都关注的问题。

（三）多层次的影响

影响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所有转向历史的社会科学家都有一套自己的方法，并且几十年来都在坚守。这就使我也坚守一个研究领域，不太受外在环境的变化，而且坚守自己内心。其二，一些被访者对我很关照，这给我的启发是，应该怎么去教学生，怎么帮助学生的成长。我不仅自己做研究，而且要带动我的学生一起做研究。其三，我一般不阅读那些质量不高的文献，只读一流作品，并且与一流学者交流。所以，我给自己的定位是：读一流作品，和一流学者交流，然后做自己二流的研究。这本书就是交流的结果。

认真听讲的听众

（四）永恒的思考

为什么要转向历史呢？我认为中国社会科学太过于分科发展，这也是我转向历史的原因。我觉得历史与哲学一样应该是所有学科的基础。每一个做研究的都要了解历史，尤其是自身的历史。因为无论我们做什么研究都应该在历史的起源、兴衰过程中找到自己的立足点，由此也打开我们的历史视野。社会科学在三个层次转向历史：首先，在做研究时对档案史料和一手文献的运用。这是社会科学研究能得到历史学认可的重要指标点。第二，历史学家也在转向社会科学，而社会科学转向历史时需要和历史学对话。但社会科学不是纯粹地进入到历史的现场，而是要从史料中走出来，看到非历史性的东西。第三，大多数西方学者的研究都有“进步论”和“中心论”的假设，认为社会和人类都是进步的，从西方走向美好。这是一个反历史的形而上学假设。我们要把他们这种假设和命题展示出来。那么，历史社会学方法论和认识论的贡献是什么？这是我现在思考的问题。

主持嘉宾何力武博士：面对社会学和历史学两个学科的张力冲突，各位老师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主持嘉宾何力武博士抛砖引玉

余宜斌博士：历史社会学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陌生的词。但当我看了这本书的一些章节，对于社会学和历史学的关系，我有点兴趣。尤其很认同迈克尔.曼的观点“历史学注重个体，社会学注重整体”。这说明两大学科存在冲突关系。历史社会学主要关注社会动力，解释社会结构的动向和变迁。

余宜斌博士在发表见解

鄢波博士：我对历史社会学也不很熟，虽然以前读过一些相关著作，也看了郭老师这本书。我谈一下自己的感想和问题。首先，社会学、历史学和政治学研究取向上有一点区别。历史学花更多的时间在史料考证上，去证伪史实、事件前因后果，原始的数据和材料……社会学与政治学对理论构建有更高需求，而对原始史料的要求不那么高。郭老师在书中也提到，比如说，韦伯用二手资料做研究，但提出的概念到现在还有很大影响。也就是说，社会学或政治学研究不一定精通某一国的语言，而是借鉴经典的二手资料，也可以做出好的研究。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每个人的时间精力都有限。他们尽量用少许的变量来解释社会现象和历史。所以历史学很少构建理论，但对于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来说，史实没有那么重要，因此把重点放在发展理论上。我想请教郭老师：我们自己的研究如何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挖掘史实材料，还是回到分析框架，用几个变量来解释一个特定的问题。

鄢波博士参与讨论

章衍博士：我对社会学真是一窍不通。郭老师当时请我翻译一本书《社会史的理论与方法》，为什么我接这个工作呢？也是因为感兴趣。我平时要翻译非常多史学材料，最后的目的还是要探究这件事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是这样发展轨迹。历史社会学对于解释中国和西方的不同理论很有用。历史学归根到底还是要借鉴其他学科来解释历史现象。所以说，我们要提高研究历史的深度和高度，就必须要学习社会学、政治学与哲学等的一些方法。但又必须放在历史中去检验社会科学。当然，我觉得图书馆这个项目很好，让我们有一个学科交叉的讨论机会。因为学科知识不能单一化，必须是交叉的，这对于我们的知识结构，认识问题的深刻性以及思维的拓展都非常有帮助。

章衍博士参与讨论

其实从事历史社会学这个行当的人非常多，他们对于两个学科的张力问题也有不同的理解和处理方法。有的强调结构性，有的突出历史过程或事件本身。我非常推崇历史学家斯廷斯凯姆(Arthur Stinchcombe)的观点：“历史是用来发展理论，而不是用理论来解释历史。”我们不能先设性得运用理论来看待历史，不然就破坏了真实的历史过程。那我自己是如何看待的呢？可能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历史研究要还原真实。历史事件可以归纳为三种：第一是历史事件真实地发生了，但我们没办法证实，就像花瓶从这六楼扔下去，再也无法还原。第二是碎片化历史事件，历史学家们去楼下草地上，辛辛苦苦收集花瓶的碎片，尽量还原想象事件真相，但总有一些碎片找不到，只能想象。第三是是历史学家撰写的、合逻辑的完整事件，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历史著作和教科书，也就是那个看似完整的花瓶。

郭老师认真回应

但是，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这个事件是什么，以及它如何形成的，但很少告诉我们为什么这样，而且，他们所说的“what”和“how”也是据于短时段、小视野的部分史料得出来的。所以必须有人用大量的二手材料去解决长波段大视野问题。这就是刚才余老师所说的机制问题，也是历史社会学的生长空间。比如说要解释古罗马的兴衰，就要用社会学、政治学的结构性思维、机制关系等来解释。而恰恰因为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张力，历史社会学才得以存在。第二个问题是史学家的角度。当我们收集资料到一定程度时，史学家的直观就显得很重要。因为这到底是一个显性结构，先预设一个理论和概念，还是我们最后得出一个概念，两者是不一样的。所以史学家常关注社会学家的理论，并利用计算机技术。收集数据，尽可能完整地还原历史。但我认为，行动与结构的关系是一个很大的争议。历史学家更关注历史行动者，社会学家更关注社会结构。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历史前进的动力是什么？是阶级，还是英雄的个体，或者人类必然发展到一定阶段了……很难从单一学科来回应这个问题，这就需要历史社会学家。当然，当前对社会科学家们做历史研究是有要求的。最基本的是，一定要用一手的历史文献，足够尊重历史原貌。历史材料分很多种，一种是没有整理的，一种是整理出来的，还有编撰好的。这意味着，历史社会学很难做，既要关注原始的史实，又要关注社会科学已有的问题、理论与方法。所以，青年学生在这两方面都有所训练的话，以后就很好做研究。

何力武博士：我觉得研究要有理论的提升，最好不要停留在经验素材，而是用自己的感受和想象来做方法论的探讨，这样的东西写出来肯定非常具有原创性。希望郭老师可以和我做一个交谈。

提问的何博士

郭老师：我觉得你说的那个挺难的。我在思考历史社会学方法论的核心是什么。社会学与历史学的张力，其实是历史学和所有社会科学的张力，但不同时把握时间与空间，就无法真正理解我们自身。那么，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历史社会学究竟是重视解决问题还是发现理论？历史社会学始终在纠缠这个问题。其次，当你提出理论概念和一些新东西的时候，或当你创造一个理论时，别人会提出问题，认为这个理论是无效的。那么这要怎么解决呢？这也是我未来要研究的一个重点。

史甜甜（旅游管理学院老师）：之前看过郭老师的访谈，还是蛮感兴趣的。我是旅游专业的，那我们也要学习国家、历史这方面的东西。那么，在老师您看来历史社会学对我们旅游专业的人有什么帮助呢？

郭老师：其实，历史社会学是时间意识与空间意识的结合，所有的学科都可以运用历史社会学的方法和思维。具体到旅游专业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创造性的研究思路，因为旅游专业本身是空间中的行动问题，很自然就扩展到时间意识。如果你已经读了相关旅游的很多史料，接下来的工作就是找到一个可以研究的问题，而且是你当下学科的问题，尤其是学科关注的重点，并思考从历史过程中应该怎么解决。转向历史有两种方式，一是研究一个问题的启示；二是过程，把当下的问题作为一个结果，回溯其变迁过程。

卢明佳（历史文化学院的研究生）：我想请问一下，中国的研究在外国是处于一个怎样的地位？

郭老师：这个问题简单，但非常好！这涉及到中国研究究竟是个案，还是一个被研究的对象。这两者是不一样的。如果是作为一个个案进行研究的话，那么它的贡献就是国际较普遍讨论的社会科学知识或方法。如果没有对西方的社会科学知识提出有益的概念，没有对已有的理论提出任何挑战，没有利用已有的方法，那就是无效的中国研究。当然，我们中国学者做的中国研究绝大多数都是把中国作为研究对象，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我们要做出更大的学术贡献，就应该把中国研究作为案例，去挑战西方社会科学既有的知识体系。

张律师（郭老师二十年前的学生）：谢谢老师们的分享！历史不仅仅回答人们一些历史的问题，它也提出一些新的问题。那么我想请教一下历史学是一个共性学科的话，那怎么理解历史社会学的共性和个性关系。共性怎么处理或制约个性的发展？

郭老师：虽然你的职业是学术的外行，但这个问题却是很专业。之所以叫做历史社会学，就在于历史学和社会学的结合。为什么它不叫政治历史学呢？就是因为后者研究的范围更小，而社会学的研究范围很大。历史学是转向过去，社会学则是研究和我们生活相关的所有主题与问题。所以历史社会学是空间意识和时间意识的结合。只要涉及到我们生活当中的任何问题，都可以转向历史去研究。这样，二者研究的范围、主题、时段都很接近。其共性就是我们所关注问题，也就是我们研究的社会问题都可以放在历史中去考量。

杨老师（广东金融学院）：老师您好！我是经济学专业的，平时做研究也会用到社会学的方法，主要是社会网络分析。我想问一下，社会学有很多理论和方法值得我们借鉴，但是当我们把西方的理论套用在中国的研究时，会出现一些不恰当的地方。我在做经济学的博士论文时就有这个困惑。所以怎样把社会学和经济学更好地结合？第二个问题，我想请教郭老师，如何带学生的，如何带好学生。这是我作为新老师的一个最大困惑。

郭老师：首先，你把社会学的网络分析运用到经济学，这是很前沿的。有一个说法，七八十年代的主流研究是结构论，九十年代是制度论，新千年代后是网络论。历史社会学近十几年的获奖作品，都在一定程度上是运用了社会网络分析的方法。但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要发现一个好的问题，用什么拐杖走路是其次的。至于第二个问题，我这几年带学生发表了好几篇文章，指导学生也摸索出来一些方法。首先，你可以在课堂上把你感兴趣的一些问题抛出来，带着感兴趣的学生一起做研究。然后，保持线上与线下的互动，多关心他们的问题，经常与他们交流。这对他们以后的发展非常有帮助。但关键在于，我们老师自己要有好的问题，然后培养他们的思维，才能带着学生一起做好的研究，以后他们也就知道怎么做研究了。平时，我们也要帮助、关心学生成长，做到教学相长。当学生遇到困难时，也要多鼓励、开导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