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学记》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小说，但是在那些可人的叙事中，你总能隐约联想到到一种新历史主义叙述精神。谈到口述《上学记》的初衷，何兆武申明，此举的目的正是希望“忠实于自己的感受和印象”，进而“零星回忆一些往事”。因而抛开那些严肃的历史叙事，读者能明显地领略到许多基于“感受本位”的历史碎忆与多面人情。然而《上学记》虽然形式上随性自如，却仍流淌着一股卓尔不群、却贯彻始终的史家精神。这一精神使得本书虽然囊括了大量碎片化的场景，却全无流水账的既视感，惟有字里行间涌动的生命力，惟有一种信笔由缰却每有真知灼见之间的从容。而这些文字呈现，明显与何兆武独特的史家立场桴鼓相应。

    至此不得不对何兆武的史学理念作一简谈。事实上，何兆武兼具史学与哲学的修养，求学生涯中亦曾对诗歌表达过无限神往，以致使他履践的是一条基于历史哲学的治学道路。在多维的学科熏陶下，何兆武的史学耕耘展现出求真使命、求善意识和求美情结的统一。因此，他反对一味的繁复考据，主张历史书写要触及“历史深处的幽微”。他说，“资料数字，虽然也有用，但毕竟是死的，而真正的历史是要把人的精神写出来。”又说“历史知识要靠直觉，体会或经验，所以便有了艺术性的一面。” 换言之，何老所告诫后人的，无非是在通达各种历史真实的同时，要有一种诗意的情怀，使之宏观地统摄住历史背后的抽象精神，展现书写者灵魂与历史灵魂的纠缠与对话。而这一理念也如实地流泻在了《上学记》的叙事中。《上学记》出版后，不乏有批驳的声音认为，何兆武罔顾历史事实，杜撰了一些故事，也妄议了不少大师，对何兆武“回忆录不是学术著作”的申明更不以为然。实际上，这些论断恰恰未意识到何兆武史学理念贯彻在本书中的用意：借由个体想象与历史真实的碰撞，来绽现更为幽微的历史灵魂与时代精神。何兆武仿佛在含蓄地指出，与其去了解一个时代的真相，更重要的，是要能感受时代的律动，然而发出自我的声音。

    这一理念在何兆武的论著《自然史、文明史、思想史》中可以找到注脚：“中国近代曾经经历过许多次巨大的历史动荡或变革，每一次都可以说有一个强而有力的思潮或时代精神荡漾其间。”我们不禁问，作为个体的历史印象录，《上学记》时代所复现的那些学人剪影，究竟内蕴着何种精神共相？盱衡全书，我们能隐约发现何兆武欲求揭示的，兴许是一种将学问、知识视为信仰并敬畏之的品格。在这种品格的驱引下，何老所回忆的学人群体，无不呈现出逸趣与坚韧的统一。

    说其“趣”，是因为书中所刻画的学人姿色，不论是曾经享名海内的老师还是何兆武的同窗，无一不各具畸异的个性与不羁的灵魂。钱穆、雷宗海、刘文典、闻一多等大师自不多言，《上学记》的独特之处正在于对彼时同窗的刻画。占据较大篇幅的才子王浩，是一个思想独行、异见迭出的青年。在何兆武的讨论问题时，他总有一种剑走偏锋的自信，往往对当时众所周知的常识提出质疑，如认为一个人的字迹与人品无关，认为哲学需要一种信仰。殷海光虽然哲学天赋一般，却是乐衷于钻德语文法之牛角尖的求疵者，是冯友兰课堂上最踊跃发言的怪人。血气方刚的时候，他甚至连胡适都敢痛骂。化学系的郑林生秉持着数十年如一日的严谨精神。然而在一些小事上，他却总肩负着超于常人的天真与沉重，他曾写信何老说，希望给中国与美国之间能有一个长管子缀联两地，让无数骨肉“天涯若比邻”。而当今熟知的作家汪曾祺，在何兆武的回忆中亦颇具神韵。他“那时头发留得很长，穿一件破旧的蓝布长衫，扣子只扣两个，趿拉着一双布鞋不提后跟，经常说笑话，还抽烟，很颓废的那种样子，完全是中国旧知识分子的派头。”以上所述的名人在彼时大都未成名气，却已然各露个性之锋芒，有着脱缰野马的自信与无畏。在这些人身上，读者丝毫感受不到反叛意识给人的不适感，感受不到无知少年的鲁莽与戾气，反而觉得这群青年洋溢着蓬勃的朝气。他们的“趣”不是颓废的俗趣，而是矫健刚劲的逸趣。他们像新磨的镜子一样，反射着时代学人最纯粹的精神气象：生命的自由。

    自由的气息，还流淌在西南联大的每一课堂上。在何兆武有幸受其亲炙的老师间，照本宣科几乎与他们的治学路数绝缘。钱穆与雷海宗合讲中国通史，往往各执一套话语体系，内容相差千里却又各具风姿，颇有点寒木未凋、春华吐艳的意思。意气风发的周世逑主持第一节政治学课，上来就颠覆传统的政治学定义，给何兆武留下了横跨半世纪的深刻印象。而有老先生讲中国哲学史，更令人忍俊不禁，时过半年，竟仍在《周易》的玄奥中盘旋。此中种种，在今人听来未免天方夜谭，然而在当时学生的心中，率性潇洒的论学情境恰恰点燃了无数思维的火把。甚至于，在左翼思潮尚未成气候的高中时代，何兆武在考试中公然撰写对其的看法，竟也受到老师的包容。倘若说同窗的逸趣发源于为初生牛犊般的倔强，那么这些老先生的逸趣则又是另一番气象。他们仿佛是慈父与顽童的混合体，即便在沧海横流的时代中，仍然有坚守的率性与未泯的童真。对此，何兆武不禁生发无限感慨：“学术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自由。”的确，无处不在的蓬勃朝气与适性灵魂，给那个时代的学术注入了无限的生命气息，使之摇曳自如，盎然生趣。

    而这种不羁的学人品格，也化作了他们在面对国难时的坚韧。在联大学术传奇的光环背后，我们固然无法忽略当时举步维艰的治学条件。然而更无法忽略的，还有这些知识守夜者的风骨。在一篇冯友兰起草的联名函授信中，就曾出现过如此慷慨的誓词：“同尝甘苦，共体艰危。故虽啼饥号寒，尚不致因不均而滋怨。”可见艰虞未曾使学人沉沦，反而使他们如海棠一般孑然独立于风前，风愈凛冽，他们就愈是无畏。退回来说，如果逸趣揭示了那不羁灵魂的外在形式，那么坚韧就是那种灵魂的底色。这种坚韧展现为对国族命运和美好未来的笃信。在何兆武的叙述中，读者能不时窥见一个剧烈的反差：何兆武叙写联大辛酸史的篇幅并不少，然而他却屡次强调当时学界蓬勃乐观的待世精神。他说，当时的师生虽然明知中国深陷战争，然而几乎所有人都笃信，“战争一定会胜利，胜利以后一定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界，一定能过上非常美好的生活。”即便是在日本飞机肆意轰炸昆明的那段时期，学校里也没有泛起失败主义的气氛，反而依旧欣欣向荣。那种弥漫于昆明城的不羁与率性，不仅让这一群学人敢于回击学问上的教条与束缚，也使得他们在面对重重国艰时，也有泰然自若的底蕴。在何兆武看来，正是因为有那样的底气，联大人在物质条件如此窘迫的关节里，仍然觉得生命无比幸福，未来充满了美好的希望。这一如竹般傲峭的品格，多半发源于学问对其的涵养。

    在逸趣与坚韧的背后，学问之于联大人的意义引人深思。联大的师生并非神仙转世，那种脱缰野马般的性情，那种狂澜不倒的意志，并不是与生俱来的禀赋，而往往归功于知识的成就。借镜于何兆武的求学历程，我们可发现知识使得这一群人普遍对人类进步的历史规律坚信不疑，也对那种永恒的价值满怀憧憬。渴念永恒真理的心理进而推演为对个体生命意义的坚信，对国族未来命运的期许，三者成为密不可分的整体。西方学者杰姆逊曾提出过一个第三世界“民族寓言”的论断，认为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大多是个人力比多与政治使命感的结合体，是一种带有原生政治渴求的知识群体，鲁迅就是其中的仪则。然而在《上学记》中，我们分明能感知到，中国的知识分子并非没有对超越性价值投以关怀，也没有失却作为个体生命的诗意秉性。那种对永恒的、超越性的价值渴盼，实际早已溶散于学人们的国族想象，成为一种对永恒至真、至善、至美的诚挚向往。那种渴求超越价值的情怀，在何兆武眼中的联大呈现得尤为壮烈，他不仅催发了这种情怀的深化，也实现了这一情怀的薪火相承，让这一群知识傲骨展现着苏世独立、横而不流的姿色。在为《上学记》拟写的序言中，葛兆光先生就不禁感叹：“他们那一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执着地追求国家富强和相信普遍真理，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真的是和我们不同，有点儿像精卫填海，也有点儿像飞蛾扑火。”

    诚然，联大时代的师生们是否个个都真如何兆武所回忆的那样，展现出初升太阳般的气概，我们难以得知。但是显然，在《上学记》的口述回忆里，何兆武将每一个曾经见证的奋斗者榫合为了一个有机的知识共同体，也从中抽绎出了令人动容的时代文化精神。他乐意这么做，而读者也乐于相信这种精神的实存。作为一本力图彰显历史哲学精神的口述录，《上学记》已经坚实地传递出了它本身的价值和口述者的立场——“写历史最重要的也是要把精神写出来，堆多少资料也堆不出活生生的人。”何兆武在《历史理性批判散论》中提出的一句话意味深长：“历史学的两重性既指的是艺术性又指的是哲学。”借此回过头再看，《上学记》不正是如其所言，既有诗与艺术般的真挚与灵动，又有渴望披沙沥金，还原过往真实的哲学精神？或许，一种将《上学记》简单归类为口述史料、文人漫谈、历史散文、轶事辑录都是失职的，它的存在价值正在于它通过那些点滴的回忆，复活了在诗与真之间摇摆的历史精神。

    尚未远去的历史精神，在今日看来仍然是弥足珍贵的。读何兆武口中的求学历史，实际也是在无形地寻觅着当代人精神超越的路径。何兆武很喜欢引济慈墓志铭上的话说：“人生一世，不过就是把名字写在水上。”正如文靖女史指出的那样，何兆武引用这一句话，也是想借人世的奄忽变幻，同那种“更永恒、更无限的东西”对照起来。更永恒的东西何为？读毕《上学记》，何兆武给出的答案显而易见，即笃信知识的自由心灵，追逐着真理的不羁灵魂。求真的灵魂看似充满了辉煌的意义，然而它的背后却是无数的寂寥与坚毅。石遗老人曾说：“诗者荒寒之道，无当乎利禄，肯与周旋，必其人之贤者也。”其实学者又何尝不是如此？正因为怀揣着对知识真理的笃信，所以那一群人默许，即便世道的荒寒不可逆转，却仍然有着凤鸣于高冈的企念，即便时代的夕阳可能降临，却永远肩负着与夜空对话的使命。这是何兆武一代学人的信念，也是《上学记》给予当代学人的心灵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