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时代，总是让人怀念。季羡林先生曾说，民国几十年，磕磕碰碰，道路并不平坦。他们在风雨中经受了磨炼，抱着一种更宽厚、更仁爱的心胸看待生活，他们更愿讲真话。《上学记》便是如此。何兆武先生是时代的亲历者，颠沛流离的青年时期却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之记忆，惊心动魄与艰难困苦，刻骨铭心，但他却只将那个年代之事娓娓道来，于是，民国文人的离乱弦歌在何兆武的口述历史中逐步铺开，可以感受到的是，那个时候的民国文人纵使身世飘零，却得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他们仍有寄托——求学、爱国、自由之追求与精神缓缓奏响，一唱三叹，发出风骨之金声，时代之回响。隔代亦同音，字里行间，《上学记》为我们展开的是鲜活的历史记忆与文人生命。

西南联大教授吴大猷曾在他的《回忆》中写道：“哪一天才能得到胜利，这是遥遥无期的，但是时间一去不复返，所以不能坐等。”在抗战时期，民国的文人大多都与他的想法一致，无论如何艰苦，教育也一定要支持下去，把一切信心寄托在未来。于是，壮怀难折，跨越迢迢千里的文人迁徙之途就此开启。

何兆武在的《上学记》对这一求学事件有着真实记录，北平沦陷后，他先往后方长沙，而后参加统考，进入了西南联大。而他在北京的同学，从天津到上海，再到香港、越南、河口，而后才到昆明，其中的艰苦，可想而知。但并不止这些人，日本军队占领北平后，天津沦陷，南开大学在轰炸中沦为废墟，平津沦陷区的师生毅然决定逃离。但与其说是寻找安宁的逃离，不如说是不做亡国奴的骨气。“许多人宁愿选择颠沛流离的生活，而不在日本人的统治下做亡国奴。”的确，根据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统计，截至1938年5月，从东部战场逃出的难民中文化教育者占比高达55%。他们其中有像何兆武先生这样南下求学的学生，也有华罗庚、王竹溪、张文裕等穿越大半个世界从英国回国的留洋学者，还有抱着病躯从香港颠簸坐船奔赴昆明的陈寅恪，更有在西南大山中穿行了1663.6公里行程的湘黔滇步行团——这个团包括了284位学生以及向闻一多这样的大家。当时中国各处的师生学子，就这样历经各自的颠沛流离，终于在陌生的内陆高原，与自己的大学相遇。

都说中国没有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宗教，然而在这段岁月中，读书，可能是中国文人一种等同于宗教的理想和追求。留在平津，意味着要为日本政府服务，而南下之路虽然充满荆棘，但生活是艰苦的，精神却是振奋的。没有校舍，便靠租、靠借，铁板房的教室，干打垒的墙，木格的方窗子，糊窗的云南竹纸，羊腿椅子茅草房，小、挤、脏、乱的环境，却有着四十个人挤在一起借光读书的男学生，有着一边谈着布朗迪的小说，一边咯吱咯吱地嚼着便宜顶饱的胡萝卜的女同学。何兆武先生在书中说，西南联大是他上学中的幸福时期，同样，这也是治学的黄金时代。朱自清、沈从文、闻一多、罗勇、梅贻琦、罗常培、王力、叶公超、金岳霖、吴晗、陈岱孙、钱钟书在课堂上各阐新论，而学生则一天天地叫这浓烈、芳馥的学府中的一切浸润了个透，一天天地发展他们求知的结果。可以想想，在树荫下、在草地中，在昆明的农村，他们躺在与当地格格不入的青布棉大衣上，想起千里迢迢的路程，想起兴奋多变的时代，想起富壮向荣的年岁，在那一刹间，忘了衣单，忘了无家，也忘了饥肠。这不就是青春壮志与艰苦求学的力量！

避兵尚有桃源地，好景天南春正融，离乱弦歌的第一重章曲正是一个这样的黄金时代。《未央歌》——两部现代史上影响深远的描写大学生活的长篇小说之一（另一部是《围城》）的作者吴訥孙曾说，《未央宫》由出土汉砖上的“千秋万世，长乐未央”而来。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真正的大学才能让中华文脉不断。何兆武先生所经历的那个大学就是如此。大学之大，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若当代青年都能以二十世纪的那批读书人为榜样，埋下读书之种子，维持读书之传统，视读书为人生理想，用知识报效祖国，来日，吾辈仍有当年青云壮志，仍怀笃行不倦之心，便才算是应了《上学记》给当代青年的跨时代启示意义。

陈寅恪在西南联大时曾给学生寄言：此生遗恨塞乾坤，照眼西园更断魂。与上文所述那志气满满的黄金时代不同，这两句中的末世悲情与国难殷忧满溢纸间。而事实正如此，《上学记》的第二重章曲，回忆的是心事重重的士子学人。

这里首先应明确两个概念——士子与学人。从传统到现代社会，“士子”和“学人”的最大不同在于“士”是一种介于官民之间的政治身份和生活方式，而“学”更倾向于淡出的社会属性¹。在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史中，儒家所倡导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首先开创了“士志于道”的实践精神。这种精神被当作天生注定的人文信念灌输在知识分子心中，鞭策着他们争取凭知识、道德与才能提升自己的社会阶层；而“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的训诫又让他们将这种晋升途径与事国君、定家邦、安社稷紧密结合起来，自觉地将“建立功业”“平治天下”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与最高理想。当这种途径与目标被一代又一代的儒家弟子加深阐释与推广传播后，便形成一种极其稳定且影响巨大的“士子情结”，奠定了上千年以来中国文人的情感基调。

但是，中国各处的宁静都归于1937年的炮响，近代中国的多事之秋，不仅使得这种“士子”情结在战乱中濒临崩溃，“耕读仕进”的模式几近消解，西方政治学的传入，也将“知识分子应秉持的学术（知识）独立于政治之外的法则”渗透进了民国学术界的主流观念中，正如何兆武先生在书中所说，他的父亲一生讨厌政治，而他自己也认为“政治是非常之黑暗、复杂、肮脏的东西，一定要远离政治。”很多读书人云云要做疏离于政治与社会的专业学人，但现实情况却不得如此。在战乱时代，尽管大部分知识分子已不再抱着传统的“士子情结”，做着加官进爵的黄粱梦，但读书人以“天下为己任”的“士之精神”仍深深刻印在骨子里， 用钱穆先生的话说，这是“抵不过二千年的潜存文化”，辛亥革命之后四十年间的知识分子，又有哪一位能忘情政治？他们并非神游物外，而是身在其中。

于是，在“学术与政治”的视角中，民国的学人们总是徘徊。就像何兆武先生，在回忆大后方西南联大的生活时，常常是惬意日常的描述，可是，尽管实际的政治活动他不参加，但游行却也加入，宣言也去签名，更毋论他提到的搞民主运动而延迟毕业的同学、为此南下北上的亲人，甚至付出生命的闻一多先生了，他们对二战的记忆如此深刻，对日本的侵略如此厌恨，如何能说是置身事外的清闲文人？不过是如尚钺先生哭闻一多时所说的那句“何必呢”，深陷入社会责任与读书之间的两难境地罢了。

民国时期的这一代人落在历史的实践中，必定和历史互相影响，他们深知，学问可以托身，不可牟利，而忠于士之精神与价值，是不得不也不自觉主动接受的历史使命。但所幸，正是这一种生生不息的忧国救难精神，让这群“士子学人”的爱国热情与血性不至于消失殆尽，反而成为救国疾呼的中坚力量：从“北大中兴”开始，文化界创办《独立评论》为陈独秀被捕而声援；抗日救亡，沈钧儒等联名签署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华北危机在即，西安事变突发，胡适“为国做诤臣”的呼声响遍大江南北；七七事变，郭沫若、田汉等参与国民政府工作，提出“让诗人的声音像高射炮一样”；汪伪叛国，陈寅恪“为全节概而免祸累”，宁死不事倭督；抗战结束前郑振铎“爱国不敢后人”抢救典籍，郁达夫为国献身等等。国难当头，救亡压倒一切，大学成为大后方的民主堡垒，读书人既能在课堂上像刘文典与沈从文那样咀嚼争辩文之短长，学术高下，也能自觉站在民族解放的大纛下，捐弃前嫌，共同抗敌。

四郊多垒，国仇难忘，这便是“士子学人”的双重身份赋予民国文人的历史使命，正如西南联大校歌中所言：“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待驱除除寇复神京，还燕碣。”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随救亡图存之始终，时代的血泪绝唱，正是如此。

徐复观先生说，知识分子的性格，首先是关系于他所持载的文化的性格。何兆武先生在书中，把这种文化性格，阐述为追求自由。

民国几十年，有人称其为大师辈出的黄金时代，有人称其为沧海横流的大乱时代，但唯一不能忽视的，是它本质上是一段战争与革命的历史。一般来说，人们在不幸中会把昔日幸福时的乐观看法自动地打了折扣的，这是人人都有的一种本能，一种心理上的自卫方法。但是风雨飘零的那时却并非如此。何兆武先生的回忆中，西南联大时期是幸福的，因为他们无比地相信民主、自由与科学——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所有人置之死地而后生地向往一个光明的未来和富强的国家，于是追随着五四时代的精神，把民主、自由和科学当作矢志不渝的追求，把国家整体的富强当作永恒的理想，这是当时文人的性格、信念与立场，风骨灿然，风范依存。

何兆武不止一次在书中提及西南联大散漫自由的教育环境，为什么当时条件那么差，却培养了那么多的人才？答案只有两个字：自由——自由选课、自由转系，学生可以与老师自由地进行辩驳，甚至逃课出去泡茶馆，在外看一整天的书；老师讲课亦自由，不带稿子，随口而谈，如赵瑞蕻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吴宓，便说他上课有时候是阿波罗式，有时候是哈姆雷特型，有时候是狄俄尼索斯式。实际上，这些都得益于民国大学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和内部制度。自“索薪运动”运动后，教育经费独立、教育行政独立、知识分子经济独立、人格独立等一系列“教育独立”的主张给予了大学广大而自由的发展空间，诸如“三会”制度、教师薪酬及晋升制度、招生及学业制度等则充分保障大学内部的管理自主性，当时的《大学组织法》便规定：大学校长不得由政府官员兼任，大学校长一人综理校务²。

何兆武先生说，所谓最好的体制应该是最大限度地给予人自由。但应当明确的是，真正之自由亦非制度之自由，而乃思想之自由。五四运动的热潮打破了以往的思想专制，加之民国大学校长及学者大师对独立自由精神的实践和推行，使得许多像何兆武一样的学生发出了“世界上没有什么金科玉律，没有什么永恒的标准”的感慨。古今中外，无论是先秦时期中国的“百家争鸣”，还是中世纪后欧洲的“文艺复兴”，无论是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还是中国的民国时代，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人格，概莫能外。只有当自由成为一种被普遍崇尚的精神，生活在这个自由国度里的人们才会发自内心的去爱国；只有当人格独立成为一种共同的行为准则，一个民族才能避免衰败甚至被淘汰的厄运。

《上学记》中曾举一例，在求学时，学生可看到国外的报纸，亦可看到国内不同政党的党报，《新华日报》《大公报》《伦敦新闻画报》思想交锋，自由辩驳，在那个时代里激烈碰撞，打开着文人视野。而这正是当时的真实写照。西南联大校门左侧的一面围墙本是小广告围墙，而后被改造成为《现实》壁报，自由讲时事，独立论思想，办报人其志在开启上下脑筋，濬发民智，采集东西善法，培进人格，恰如于右任在《民立报》发刊词中所说：有独立之言论，始产生独立之民族；有独立之民族，始能为其独立之国家。言论也，民族也，国家也，相依为命。

在那个政局动荡、经济落后的年代，民国大学“独立自由”的精神是大师辈出、教育繁荣的重要原因。然而反观当代大学，“教育功利化”“发展指标化”“评估形式化”等却严重阻碍着改革步伐，学生昏昏，岂能使民族与国家昭昭？唯有向那个时代的自由章曲回复，保持学者的精神气质和独立空间，方可返璞归真，使高校回归到作为文化传承、道德浸润的“净土”；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才能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暗夜已逝，旭日东升，一百年前的民国虽如脆黄故纸，但其中蕴藏的气质风骨却鲜活于文人的回忆笔尖，让薄薄一本《上学记》依然充满了超越时代的动人力量。那时的大学、大师，那时的山河、岁月，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艰苦奋斗嘉荫长留，对二十一世纪有志于使中华民族强盛的人们来说，不无益处。年轻一代知识分子，切莫辜负大好时光，切莫抛却时代洪流，只有当生命和民族的命运融合在一起才有价值，离开民族大业的个人追求，总是渺小的。或许这便是我们应当从这民国文人的离乱弦歌中汲取的珍贵宝藏——求学、爱国与自由之追求与精神，源源不竭，久久为功。

参考文献：

1.蒋宝麟著.体国经世 民国的学人与商人[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1.

2.王婧,常文磊.民国大学独立自由之精神的当代意蕴[J].大学(研究版),2016(02):88-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