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古希腊时期，有这么一位老人，他行走于天南海北，记载下所见所感所闻并且发表。他说：这些研究是为了保存人类过去的所作所为以至于不被时间的洪流冲刷过后被人淡忘。这个老人叫做希罗多德。他笔下这些研究被叫做——历史。

而在东方，同样存在着大量学者，他们记载历史、研究历史、探索历史，世世代代相传。到20世纪，世界风云突变，中国也面临着求变之局，在这时，钱穆等一批历史学家站了出来，创新研究方法、提出新的论断，使得中国史学研究产生了巨大的更新与变化，散去了许多过去的阴霾，使继往开来的道路更加明朗。在3月29日，我们共聚于图书馆六楼尚书房，跟随钱穆先生的脚步，聆听历史的声音。

钱穆出生于江苏无锡，中国近现代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国学大师。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

自民国元年（1912年）始，钱穆在乡村任小学教师。民国十一年（1922年）后，在厦门、无锡、苏州等地任中学教师。民国十九年（1930年），由顾颉刚推介，被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跻身学术界。抗战前，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教授，讲授学术思想史，确立学术地位。抗战时，随北大南渡，著《国史大纲》，并先后在西南联合大学、齐鲁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主讲文史课程。

抗战后，钱穆执教于昆明五华书院、云南大学、江南大学、广州私立华侨大学。1949年赴香港，创办新亚书院（港中大创始书院）。1967年迁居台北，后任中国文化学院史学教授。1990年8月在台北逝世，享年95岁。1992年归葬太湖。

钱穆一生以教育为业，五代弟子，冠盖云集，余英时、严耕望、李埏、戴景贤等人皆出门下。著名物理学家钱伟长是他的侄子，幼年时亦受其教，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功底。

瑞瑞为我们分享了这样一件奇闻轶事：钱穆晚年在《师友杂忆》中记述了自己的教育经历，其中他读中学时的一次地理考试，只有4道题，满分100分，每道题25分，钱穆拿到试卷后，从第一道题开始审题，审到第三道题关于长白山地势军情，他对这个问题一直很感兴趣，此前曾读过很多这方面的资料，所以看到这道题之后，便情不自禁地开始答题，兴之所至，洋洋洒洒地尽情挥毫，早已经忘了自己当时是在考场上。检查时，交卷的铃声响起，可他余下三道题，他一个字也没写，但只好悻悻地把卷子交了上去。按常理，钱穆的这次考试无法及格了，因为他只答了1/4的题，只能得25分。可是，卷子发下来后，钱穆竟然得了75分。原来，这次判卷的是史学大师吕思勉，吕先生看到钱穆的卷子后，发现他虽然只答了一题，但这道题论证合理、充分。吕思勉素有爱才之心，他就钱穆的这道题写了长批语，对钱穆的答案给予了高度肯定，同时也指出了其中的不足之处，并给出了75分的成绩，使钱穆仅凭一道题就及格了。

钱穆毕生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高举现代新儒家的旗帜，在海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 

一国家当动荡变进之时，其已往历史，在冥冥中必会发生无限力量，诱导着它的前程，规范着它的旁趋，此乃人类历史本身无可避免之大例。否则历史将不成为一种学问，而人类亦根本不会有历史性之演进。中国近百年来，可谓走上前古未有最富动荡变进性的阶段，但不幸在此期间，国人对已往历史之认识，特别贫乏，特别模糊。作者窃不自揆，常望能就新时代之需要，探讨旧历史之真相，期能对当前国内一切问题，有一本源的追溯，与较切情实之考查。

《国史新论》是钱穆一些论文与讲稿的整合。在国家面对如此动荡变进之时，他怀着对中华文明深沉的热爱撰写出了大量史学作品，这些作品时间的跨度也相当之大，本书中各篇文章中涵盖了各个时期钱穆的思想。钱穆此新论，意义不仅仅在史学研究，在面对上世纪全新社会思潮时，这样的“新”又直面西化思想的批判以寻觅中华历史的精华。

本书主要分为14个篇章，十分深入地探讨了中国千年以来的历史演变与社会形态变迁。钱穆的视角十分新颖独特，见解入木三分。从宏观的概论到具体的“知识分子”“名将”等，都作了一系列梳理和阐释，他更是对于文化演变与教育制度变革进行了深刻地剖析。可以说配得上“旨求通俗，义取综合”八个字。

国史新论，以何为新？在当时，钱穆摆脱了传统西方史学观，也并非全然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观，而是另辟蹊径，用全新且尊重中国文明特性的视角进行史学研究。《国史新论》一书，同时肯定了中华传统文化精神的合理性与历史对于现代的意义。

本书大量篇幅展现了钱穆本人对于中华历史上“士”阶层的追忆。在宏大的历史发展脉络之外，在名将、知识分子等专门的论述中，毋宁说是钱穆先生渴望着在当时崇尚西方理性精神，对传统精神弃之不理的社会精神氛围中喊出不一样的声音——他讴歌着那些承载着中华传统精神的士人，也正是呼唤着中国历史上“士”精神的回归。

现实的发展证明了钱穆先生思想的合理性与前瞻性。当代的大量文艺作品中出现了不少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政治哲学的表达并且顺应了时代的呼唤，推动热潮，广受好评。例如：《梁祝》中的“门阀”“世家大族”、《狂飙》中的《孙子兵法》等等……

存在赞誉，就必然存在批评，有诸多观点认为钱穆在书中过分推崇儒家文化，忽视了其他文化传统的影响，如法家、道家和佛教等。此外，一些评论指出，钱穆对西方思想的批判和分析有时显得肤浅和片面。

尽管存在这些批评，钱穆的《国史新论》仍然被认为是一部对中国历史和文化有深刻洞察的重要作品。它不仅展现了中国历史的广阔视野，也为今天我们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我想谈谈我们自身的文化认同感。钱穆先生在一开始的自序中提及：当国家动荡变进之时，以往历史必然会发生无限力量，引导它的前程，但国人对以往历史的认识却特别贫乏、特别模糊。文化认同感其实与民俗学中所讲到的集体性很像。但这样的集体性却往往容易引起所谓“公地悲剧”——一块公共的地方很有可能得不到有效的管理。我们究竟该如何处理自己的文化认同感其实并不是首要的问题，我们首先应该理解自身的文化认同感。传统文化与民俗的消亡，原因究竟为几何，这是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

轩邈：……

如何对这样诸如钱穆这样的大家祛魅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我个人对他的看法就经历了许多次变化。我们必须要承认的是任何人都只是站在自己时代的角度上回看历史，局限性是难以避免的。嘉恒所提到有关于文化认同感的问题，网上有许多人打着热爱文化的旗号，实际上并未给予文化本身足够的关注，文化在潜移默化间构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们的行为时刻都在文化之下所进行，我们究竟该如何处理自身和文化的关系，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佳瑜：……

阅读历史最需要的便是我们对历史本身的了解程度与敏感程度。在读史过程中我们也许会不断的遗忘，但对于细节的了解与记忆恰恰是我们最缺失的。教育课程中更倾向的是理论的传授与熏陶，至于学习历史、阅读历史本身，自我的好奇与探索也是不可忽视的。

银平：……

我对钱穆先生的阅读并不多，但在书中却常常为他笔下的众生所感伤。时代日新月异，科技进步迅速，我们可以通过阅读历史洞察人性。关于文化认同感的问题，人们首先需要真正去理解什么是文化，才能讲好自己的中国故事。

鲸鱼：……

分享一下罗新老师的演讲：我们为什么要了解历史？当面对只能如此，从来如此之类的教条时，历史让我们提出抗辩。历史告诉我们的是，自古以来就有多种形状、多种道路、多种结局，他认为历史学家的美德就是批判、怀疑与想象力。古时人们为了逃避人头税甘愿为奴，彼时彼刻正如此时此刻，现在的人们好像也过着这样的生活，在大公司中成为“苦力”。

王教授……

晋时的清谈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士人迫于时局无法谈论现实情况的无奈之举。特别是在九品中正制的控制下，既然无法评论政治、无法评论时人，知识分子们自然而然会转向清谈。另外，我们的确应当对于对历史学家祛魅，钱穆对于历史的“温情”更像是一种太过了的赞誉，当然这也与时代背景受限有关。

 Q:

祛魅？

最早是来自于马克斯·韦伯提到的

对于世界的“祛魅”，大意为对

科学、知识（后来被广泛运用）

消除神秘感与神秘感带来的魅力

提到文化认同感，儒家文化在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总是添加了一点人的意味，使得我们发展个性。钱穆先生同样也认为“圣人”这个概念其实是可以企及的，无论是发扬我们自身的美德，亦或是将自己投身于某种更加宏大的使命与理想之中，都会让我们更加接近这个概念。

钱穆先生说中国的一切教育思想都可以追溯到同一个信条——教会人们怎样去做人与做人的道理。在专才化的过程中，教育却失去了这样的能力，屡屡发生的令人心痛的社会事件就是这样的证明。在应试教育下的孩子们往往不如古人充实而饱满，我们的目标是考试与论文，究竟什么样的教育才能促成心智的成长呢，我们个人又究竟有没有在学会怎样做人的道路上走偏呢？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国丽：

……

历史学的文本大都带有史家的主观色彩，其实无需去苛求绝对的真实性。如果所有学科构成了一棵巨树，那么历史可能是养料、果实、枝条，它无处不在。

让我们以学术为枝叶，这句话也送给所有的读者。

国栋：……

历史并不是真正发生过的事件。有一位历史学家曾经说过，我们研究历史其实恰似法官判案，要通过多重的证据尽可能的靠近当时的真相。

对于学者的评价往往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学术界的评价，一个是学术界外的影响力。有一个很经典的例子就是胡适。胡适的著作《中国哲学史大纲》在社会上取得了广泛的影响，但在学术界却没有得到好的评价。这样的评价体系对于我们看待钱穆也是有参考价值的。

The true

关于历史真实性的讨论

芷琪：

我之前有了解到钱穆的评价其实比较两极分化。当我自己阅读时，在他关于社会演变的论断中体会到他治史的严谨与细致，但他真的有如同他家喻户晓的名声那样夸张的学识吗？我带着这样的疑问询问了某位学历史的同学，而这番谈话也让我对钱穆这样的大家祛魅，他也会有自己的谬误。如今我最为好奇的是，如果治史都只是一家之言，那究竟是什么构成了历史的真实性？

瑞瑞：

历史学家的撰写从古到今都有非常多的限制，历史学是存在缝隙的，政治因素、时代因素、主观因素都会对史官的记述产生巨大的影响。历史学的真实性其实是随着时间发展不断变化的，历史考据也正因此显得十分重要。

芷琪：

那我们应当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阅读历史类的书籍？

瑞瑞：

就是以旁观者的角度，客观冷静地投入其中寻找答案。

宇峰：

站在旁观者的视角的确会比平时让我们看到更多，但这仍然不是完全的，完整的真实，历史永远向着进一步的修正开放。福柯评价尼采时提到——我们对他最好的致敬就是不断去利用他，“肢解”他的理论，我们对钱穆先生的理论之态度也应是如此，向着更加接近真理的方向迈进。

结语     

并非因为看见光，我们才应当朝着前走；而是因为向前走，才能看到光。历史学自诞生那天起就经历了无数的质疑与打击：历史怎么才能算得上科学呢？历史究竟对现实有什么用呢？原谅我在此化用某位作家的话语——历史学本是无用之用。它从未直接作用于生活却蔓延至无处不在。

或许在司马迁受尽苦难却仍旧用血泪著成《史记》之时；在马克·布洛赫身临死局却仍高举“战斗”旗号之时；亦或者在钱穆先生目睹战争毅然提笔写下“温情与敬意”五个大字之时，你也能感受到历史的魅力吗？

每个人都可以侧握着画笔书写历史，不必苛求绝对，那份热忱便是圆满。